生命里纯粹美好的底色

有了微博,好久不写博客了。日记也是好几年的空白。前段时间整理东西,看到高中到大学期间的日记,也许今天读起来感到很幼稚,但那时的文字里饱含的青春的挣扎和真诚,还是让自己感动。

今天看到我的好兄弟mlln写的这篇文字,写给我江苏老家的一位中学生。同时也想起昨天与DQ聊天,她说自己的努力却不能让自己觉得和别人有所差别,这真是让人痛苦。于是突然想写点什么,关于梦想。

其实,我要说的并不是梦想。更准确的说,大概可以称之为那些能够让我们觉得生命和生活的美好、使我们能够安身立命、从容走过此生的东西。我觉得,从小时候所憧憬的“梦想”到我所谓“生命里纯粹美好的底色”的转变,大概是一个人能够经历的最复杂的成长历程之一。这样的转变,需要的大概不只是表面上的学习或者工作的态度以及她/她能够取得的成就,更多的是人格的养成和内在的品质的变化。

于我而言,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于是从小就有努力学习、出人头地的念头。就像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里描述的那样,我想那是整整几代年轻的乡村孩子曾经有过的想法,我只是其中一个。恰好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前几名。小学时得的第一张奖状是绘画。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其他所有同学都把屋子的山墙底侧画成了与正墙连接的同一条直线,而我则注意到了透视的斜度,画成了斜线。我还记得1987年秋天的某个清晨升国旗之后,在那个乡村小学的操场上,我有点紧张但又很骄傲地走上前台领取奖状的情景。

类似于这样的细小的“成功”或者自我肯定的时刻,是我人格里所具有的稳定自信的最初的来源。那个时候,我梦想过将来当个画家一定不错。但后来我又陆续获得了书法、演讲、歌唱比赛的奖状,于是画家的梦想一定很快被抛弃了,并且面对如此多的“成功”和赞赏,我也一定变得不知所措,忘记了梦想这回事。

严格来说,我似乎从小就没啥梦想。除了想过也许当个老师挺好的(因为总是觉得老师不同于凡人,但发现老师也吃喝拉撒之后,有点失望),其余只记得要努力学习、不再受苦。那是父母以及那整整两代苏北乡村社会的人们用他们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教给我的朴素道理。于是,每学期获得三好学生的奖状以及奖品(通常是一幅贴在墙上的贴画以及一套文具),我都无比兴奋,而年轻的父母也是满怀自豪。在那样的兴奋和自豪中,我憧憬着一个模糊的未来。

现在想想,对20多年前的自己,以及无数的同龄的乡下孩子来说,梦想是个奢侈的词。我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想这样的事情。每日为生存和吃上更好的饭而奋斗的乡村社会,是无比现实和残酷的。那时候,普遍弥漫的是一种读书以图出人头地的哲学。从小学到高中,学习和教育的全部目的都是围绕这个命题在运转。对贫穷的乡下孩子而言,只不过是想能够有机会在城里安家,有个城镇户口,能够保证每个月多吃几顿肉,或者能够在父母老去的时候骄傲地让他们去自己在城里的家享享福。这些所谓的“梦想”,大概就跟那些年代里被广袤的田野所包围的乡村学校一样朴素,与日常生活的尘埃一样卑微。如此实用主义的期盼,朴素,简单,一点都不复杂,也与理想主义无关。

但我后来高考的失利,却成为一个改变的契机。那种极度的功利主义神话的幻灭,给我一个冷静和从容接纳自己的机会。在海边小城度过的几年,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自己在精神生活上最年轻的四年,也是内在变化最大的阶段,而那之前和之后的岁月的自己,似乎只是一个因为生活的艰难而早熟的少年和一个因为心态的成熟而不再轻狂的男人。

一旦那种功利主义语言所包装的梦幻灭之后,我也就回归了自己。慢慢发现,原来有比好成绩、奖状、成功、职业更重要的东西,只有凭借这些东西,一个人才能够从容、美好地度过属于他的一生。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所有的那些曾经以为惊天动地的人生变化,只不过是人生历程中泛起的几朵小小涟漪,本不必如此大惊小怪,大动干戈,视之为惊涛骇浪。原来,那之前的我们,都是一个与自己幻想的风车搏斗的唐吉珂德。

我是很多年后,偶然在一个演讲中听到“反求诸己”这个词的。这才发现这个词真是可以总结那些年里自己精神世界发生的一次转变:不再刻意寻求并把外在可见的人事物(他们的眼光和评价、成功或所谓的梦想)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也不再因为一时一地的得与失而得意或惶恐以至丧失自我。不是说不再需要这些,而是说,这些本不该支配我们的本心,不该是可以任意涂抹我们生命底色的那支笔。相反,这颗心应该由许多简单美好的事物填满它:善良、真诚、智慧、美、正直、责任心。

对美和善的追求,大概是能够使一个人在绝大多数境地中都能保持尊严和乐趣的唯一基础。在我看来,简单说,这就是要求一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做到不伪善,自然坦荡地面对自己和他人,面对彼此共同的人性。慢慢地,我们会学会把自己的心变成一座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填满许多美好的想法和事物,不仅让自己住进去,也能够让自己所爱的人住进去,同时也能够宽容所有与我们的心灵结构不同的人们。慢慢地,我们觉得自己离自由和美好更近,我们所拥有的生活和世界也是美好的、值得我们好好去爱的。

我喜欢DQ曾经对我的一段描述,那正是过去十年在我心底里悄悄发生的一次深刻转变:你像是一座大大的明亮的房子,铺着木地板,我可以光着脚丫子在上面自由的行走,而不必担心自己的样子是不是不够礼貌,不够端庄。

我真喜欢这样的赞美。的确,那样的转变,让我变得不喜欢压抑和拘谨,以及支撑它们的那些伪善的价值观,那些捆绑我们灵魂的锁链。当一个人真诚面对自己的时候,她/他才能真诚的面对这个世界,并且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幸福。这样的快乐,就像还没长大的孩子对妈妈的微笑,因为贪玩粘在脸上的泥土还未曾拭去一样,让人觉得简单纯粹,不是任何外在浮华的事物或评价所能赐予的。

一个人只有用心把握了这些最简单纯粹的事物,这些构成一个人生命底色的纯粹美好的时刻、记忆、品质、信仰、心态和生活方式,她/他才能够真正长大成人,从容的接纳每天徐徐展开的属于自己的一生以及这个不那么美好的世界。也只有把握了这些事物,无论外在的风浪如何把她/他驱向何处,她/他总归是有一颗安宁、坚定、喜乐的心,去帮助自己寻找到美丽和快乐的源头,甚至重启生活和生命的动力。

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靠教书,或者口力劳动,来养活自己的人。但其实这些都不是我所谓的生命底色。这些都不是我的房子,也不是房子里的货物,不是我用来款待所有走入我生命里的人们的佳肴。它们顶多是个安身的躯壳,而不是灵魂的房子。在那个房子里,只储藏着我所珍爱的生命里所有幸福的时刻、我所得到的全部的爱和温暖、这世界在不经意间馈赠给我的美好景致、对善良和美好事物的体验、对自己和他人幸福的期盼、以及对这一生所能经历的所有光阴遗存的感恩。

2012年4月12日

轮回

枯死的藤蔓爬满老旧的公寓楼,过往四季留下的灰烬。

回国已经一个多月了。看看周遭,三年半的光阴,似乎不曾被我活过一般,静止在原处。这间五年来被我预留的小屋子,在无数个我离去的日日夜夜里,没有一丝声响和气息,只有那些陈旧而笨重的书籍,填满了它。那时,我总是设想,它会不会很孤独?

屋子像植物一样沉默不语。五年来反复的离开和归来,让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无言的生命在等待我。当我在远方,我常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设想我不在的时候,这是如何孤独的一个空间——半夜里水龙头没有拧紧的水滴声,或是夏天窗外的爬山虎映照进来的丝丝凉意,似乎都因为没有我的在场,而白白浪费了。

如今回来,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在这张简陋但铺满台灯暖色光芒的书桌前,看书,备课,写字,发呆,沉睡,偶尔翻翻地图,梦想下一次的远行会去哪里。

于是觉得似乎又什么都没发生。那些思念,光阴,行走过的路,仿佛都是些幻象的碎片,只能依附于记忆而存在。唯一实实在在发生改变的只是年轮的数字。偶尔,我会想到,与十几年前的那个少年相比,我已经不再那么年轻了。但幸好尚未老去。

这一遭的轮回所经历的不能说多么的惊心动魄和令人忘怀,但毕竟是我十几年前所未曾设想过的。人生除了向死而生这个必然的事实,其余大多数事物,只是一个巨大的偶然链条上的小环节。需要多少偶然的相遇,尝试,念想,冲动,情感,欲望,才能促成我们如此这般的人生。差一点点都不行。

能有这三年半的经历,于是得感谢好多的因缘际会,以及在那些偶遇里走进我生命的美丽的人们,包括你。

澳洲生活杂记之一

 

 

 

 

 

 

 

 

 

(图 via)

1
一只猫大摇大摆地从我脚旁走过
我看见它火焰般的双眼
心头微颤:这是在见证
一个巡幸至此的皇帝吗?

2
在那座贫瘠的小超市旁的栅栏上
一只我叫不上名字的硕鼠般的动物
与我四目对视了一片叶子落到地上的时辰
那一刻记录在我那只老掉牙的索爱手机里

3
对面的操场上红绿相间的鹦鹉
正在搞群体性事件
叽叽喳喳的孩子们在嬉闹
黄皮肤的,白皮肤的,黑皮肤的
像一群看热闹的无知群众

4
我在办公室里拥有奢侈的两台电脑
和一个大得令人空虚的桌子
究竟是它在填满我,还是我在填满它?

5
初到此地,觉得有如从地球到达火星
鸟雀的阴影在黄昏时分群魔乱舞
无邪的天幕低垂
硕大的月亮倒挂在上面
像一只丰满闪亮的乳房
现在,我对此熟视无睹

6
春日,每当听到飞机从头顶轰鸣而过
我都会抬头看它在蔚蓝天际划过的痕迹
固执地在心底默默将它劫持
让它带我去看母亲的春蚕吐丝了没

7
迎面而来的老人穿着大红的裙子
走在盛夏的阳光里
依偎在她的拐杖上
像一朵盛开的骄傲的花

8
在什么event都没有的event电影院
我常常一个人背着包去看电影
我准备把包里塞满故事和好心情
结果总是空手而归

画夜

你从某个旧日庭院的时光
用指尖掬起一把卓绝美丽的音符
是一朵永不凋零的花
绽放在差点被我
枯坐成一座孤城的今夜

花瓣清脆,心底
泪水有如晨露
洗净余晖的每一寸残血
好让你圣洁轻盈的心
在这一夜幕布上起舞
画一幅永恒的爱情

2010-10-18 悉尼 2011-11-02 改

父母的爱情

1

出国前的那一年腊月,乘着从北京南下的火车,一路飞奔,穿过被大雪覆盖的华北和江淮平原,回老家过年。照例是舅舅开始来接,送我回乡。这在过去十几年的光景里已经是一个惯例了。

到家的那时候已是中午,父母正忙着做饭。在阳光明媚院子里,我用手机对着迎面走来的父亲拍了一张照片。他眯着眼睛凝视了一会,似乎并不认识照片里的人是谁,然后说了一句:怎么就这么老了。是啊,怎么就这么老了呢。我对着照片里的那个垂老的男人,心里问出同样的问题。

回头看他这辈子,青春几乎是一个还没做就结束了的梦。整整两个家族,父母亲两系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只有刚学瓦匠没几天的小舅,实在吃不了日晒雨淋的苦头,在中越边境战争的时候偷偷离家参军,后转业在机关谋了差事,成了公家人。虽然外婆为此担惊受怕,几乎天天以泪洗面,但十年后小儿子从学徒瓦匠变为公家人的故事,还是成为家族里所有人津津乐道的美事。这对小学尚未毕业的母亲,和文革缩短学制闹革命时初中毕业的父亲来说,是连做梦也不会奢望的人生巨变。

母亲虽然知道自己的名字如何写,但每次遇到签名的场合,她总是觉得提笔的动作异常费力,写出来的字也总是偏大,形体扭曲。她总会对我说起我大学毕业那年父亲骨折,在医院,只有她一人,需要在住院单上家属签字的时候,她在那一刻所遭遇的巨大挫折和窘境。而父亲虽然初中毕业,但在30岁之前,也未曾习得什么技艺,只能靠最笨拙的劳力吃饭。八十年代,他曾坐上肮脏拥挤的大巴去上海谋生,除了听了满耳的“江北佬”,他一无所获。

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风华正茂的父母亲来说,梦想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对他们来说,每日的生存,始终是一个时刻笼罩的阴影,需要竭尽全力去面对。除了一贫如洗的青春,他们似乎什么也没有了。

2

但他们有爱情。虽然他们的词典里并没有“爱情”这样的字眼。或者说,如果我当面用这个字眼来描述他们的过去,也许会让他们觉得莫名其妙。

七十年代末,这样两个出生于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所谓“自然灾害”的饥饿年代幸存了下来。在彼此决定在一起相守一辈子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他们应该早就彼此熟识。在苏北平原里下河地区河网密布的乡野,数十户人家中,两家人隔着一条人工挖掘的河流隔岸而居,应是早就世代邻里的熟人。即便不曾有过密的交往,但也总免不了在划船交错而过的时候,彼此问候。

我曾问母亲她是和父亲如何走到一起的。回答总是模糊不清,似乎这一切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开始。可我总是猜想,那应该是七十年代末,公社尚未解体,初中毕业的父亲在那里充当会计时发生的事情吧。

父亲说,生产队的会计室设在收麦场的仓库里。那个收麦场,就是“三年饥荒”前,爷爷还活着的时候,秋夜里带着年幼的父亲,睡在帐篷里看仓库的时候,半夜里在篝火里烤偷来的蚕豆给他充饥的地方。这是地主家庭出身、被打倒、强制劳动、饿死之前的爷爷留给父亲的为数不多的让他至今感到温馨的记忆之一。

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还未有对象的父亲开始喜欢一个比他小五岁的姑娘。那个姑娘梳着一条长长的马尾巴辫子,穿着的确良的花纹衬衫,喜欢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到河边割猪草,这让他觉得赏心悦目。很快,一对年轻人开始并肩在乡野的田头喷洒农药。在那些春末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们一起穿行在遍布河边田间、蔓延直到天边的金黄菜花地里。

很快,随着公社的土崩瓦解,父亲从一个“喝过一点墨水”的会计,变为没有技能的待业劳力。就在这样的时候,还未与父亲结婚的母亲怀孕了。私定终身的年轻人,面对一场席卷而来的暴风雨,不知所措。恐惧、谩骂、羞辱、指责、威胁,无休止的争吵,裹挟着十月怀胎、柔弱的母亲。

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对一个三十年前生活在保守闭塞的乡村中国、只有二十岁出头女人的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也许无休止的羞辱再多一点点她就会绝望自杀,意味着也许刚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再严厉一点这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我的存在,意味着如果不是他们在无尽的哭泣中多出那么一点点不离不弃的坚持,他们此生也许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彼此相守,一起老去。

3

于是我的出生变成了一个诅咒,也变成了一个祝福。诅咒来自那些陈年的信条所施加的羞辱,祝福来自年轻的三口之家充满朝气的新生活。鱼米之乡的乡村生活,尽管清贫,但是还算自足。父亲也慢慢被母亲家人所接受。虽然我出生之后母亲还怀孕过一次,但那个不幸迟到的男孩在计划生育的国策下,没有获得生存的机会。我作为父母感情唯一的结晶,也是这个国家计划生育国策的第一代成果。

以后的日子是我所熟悉的童年。还有长大后,在父母给我的生命舞台上,自己慢慢撑起的这片风景。直到有一天,父亲对着自己的照片说:怎么就这么老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看《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觉得近乎没有故事的故事里,父母亲的爱情,是如此让我动容,泪流不止。不是因为这爱情有多热烈、浪漫,相反,是因为它如此平凡地、如此以极简约的美好静候在易被漠视的生命前夜。不被提起,也就慢慢淡忘,随风而逝。

三十年前这乡村一隅的爱情种子,平凡有如河边盛开的小花散发的一阵转瞬即逝的幽香,有谁会记得呢?这样的爱情如此沉默,以至于如果不被诉说,将不会被任何人铭记和感动。即便被记得、被诉说,他们也许并不在意。正如父母并不知道豆瓣或者博客为何物,也不会看到我在这里笨拙的书写他们的爱情一样。他们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不需要复杂书写和过多言语而安详存在的世界。

爱情是什么呢?回头遥望渐渐老去的父母,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好多年前母亲急性阑尾炎发作住院手术的时候,外出打工的父亲接到电报,风尘仆仆从几百里远的北方连夜赶回,刚踏入病房的那一刻眼神里一丝男人隐忍的泪光。多年后,母亲向我描述为了照顾骨折住院的父亲,她艰难无比地像绘画一样在住院单上签字,以及为了给父亲翻身防止肌肉萎缩,她连续一个月未曾睡好,以至于吃饭时打瞌睡把碗掉在地上的情形。那时候,母亲的眼睛里,有一丝让我难以言状的情感。

也许,那就是所谓的爱情吧。

贺卫方: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按: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发表时间为2011年4月12日。还记得2004年第一次见到贺先生,是在他应邀给学校法律系的学生做关于宪政的演讲。那么近距离感受到一个学者的智识之美、雄辩的力量、深切的忧思,印象深刻。读此文,似乎又见那个心怀法治大道的理想主义者。

尊敬的重庆市法律界各位同仁: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写一封公开信与各位交流一下关于重庆“打黑”的看法。不过考虑到自己在博客等媒体上对于某些事件已经作出过不少评论,担心“说三道四”,饶舌惹厌,也就作罢了。但是,最近重庆的某些走势令人颇感焦虑,如鲠在喉。在我看来,在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尤其是一直参与司法改革的学者,我觉得,公开地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批评意见发表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义务。

促成我写这封公开信的另一个因素是,重庆是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所在地,是我魂牵梦萦的一座城市。1978年,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歌乐山下的这座校园里,自己开始了此后的法学生涯。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们也刚刚从“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的状态里回到校园,谈起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生灵涂炭的一幕幕,一些老师不禁泪洒讲坛。其实,我们这些学生也都是文革的亲历者,所以每个人都是何等地珍惜法学这门专业。我们憧憬着祖国法治建设的前景,盼望着能够早日投身到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作出贡献,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文革悲剧在这片土地上重演。

然而,时过三十多年,我们多么熟悉的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是的,我指的正是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打黑除恶”(当然也包括“唱红”,不过“唱红”这里就暂时不讨论了)。在整个“打黑”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运动式执法和司法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发动社会密告(所谓“群众来信和检举”),抓获“涉黑”人员近五千人。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个“专案组”突击工作,以“重庆速度”批量化地逮捕、起诉和审判。文强案二审之前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的王立新法官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公安、检察和法院之间是如何不分彼此、联合办案的。不仅如此,所谓“大三长会议”几乎是公开地登堂入室。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开会协调,导致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也就完全失灵了。各位同仁,你们不觉得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的准则么?

在李庄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法庭基本的中立性已经荡然无存。庭审中,李庄及其辩护人请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我相信主持审判的付鸣剑法官深知这种当面质证的重要性,因为你在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正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然而合议庭却拒绝了被告方的要求,理由居然是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请各位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没有证人出庭与否取决于他或她的意愿的规则?况且该案的七位关键证人均在重庆执法部门的羁押之下,他们提供的书面证词很可能出自于刑求或其他威逼利诱,必须通过面对面的核查印证,才能让李庄究竟是否唆使相关人员做伪证等真相大白。然而,江北区法院——这是我当年大学实习的地方——却硬是仅仅凭借这些无法质证的所谓证词作出了有罪判决。

在该案二审时,出现了极其蹊跷的一幕:李庄由一审绝不认罪到二审时突然完全认罪。我们无力深究这戏剧性转变背后的影响因素,不过当法庭宣布由于李庄的认罪,将刑期由两年六个月改为一年六个月时,李庄明显表现出受骗后的屈辱和愤怒,他大声说:“我的认罪是假的。希望法庭不要给我按认罪处理,认罪是在重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诱导之下进行的”(据“经济观察网”2010年2月9日报道)。李庄的言辞表明,他仍然没有认罪。这样一来,依据他认罪因而减轻处罚的二审判决就被釜底抽薪了。作为一个公正的法庭,必须立即宣布暂缓作出二审判决,查清李庄认罪是在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还是确有背后交易导致以认罪换缓刑。无论如何,既然李庄已经明确地拒绝认罪,二审合议庭需要在这一新情况出现之后作出新的判决。如果法官们确认一审所认定事实无误,那么就应该改为维持原判,而不是减轻处罚。当然,如果存在着警方和检察机关诱骗认罪的情节,法院也需要追究相关人员妨碍司法的罪责。但是,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却任由法警将正在怒吼的李庄拖出法庭,对于合议庭依据虚假认罪基础上的判决无动于衷。这又是为什么?

看得出来,围绕着李庄案的审判,重庆方面做足了“功课”。法学界也无法置身事外。庭审现场,有学者应邀旁听。12月30日的庭审持续到凌晨一点多。接近尾声时,在法庭楼上的一间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到庭审现场的会议室里,“有关部门”连夜召开法学专家座谈会。“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深夜被叫来参加座谈会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梅传强告诉《南方周末》,是重庆市政法委召集的。第二天,《重庆日报》便刊出了庭审纪实和学者们力挺这次审判、批驳李庄及其律师在庭审中所提出各项质疑的发言摘要。基层法院的一次审判,直辖市的政法委亲自主导,星夜召集学者座谈,市委机关报第一时间为之造势。面对这一切,若还有人相信这样的审判以及后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的二审有一丝丝审判独立、程序正义的意味,那实在是天真到可笑的程度了。

问题在于,假如没有法律界的配合,这一出出司法闹剧又如何可以顺利上演?参与者也许会辩解说,在目前的体制下,个人即便内心有疑问甚至抵触,但是你如何抗拒这种压倒性的支配力量?诚然,这是一件十分纠结的难题。但是,在消极顺从与积极迎逢之间还是有着清晰的界限。某些受过严格法律训练的检察官那种罔顾法律概念,创造性地为一些非法行为背书的行为,实在令人齿寒,也可以说是法律教育失败的象征。

这里还要特别表达对于重庆法学界某些学者的失望之情。如果说实务界由于身份困难而不得不听命于上峰的话,学者们却完全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独立性。对于践踏法治准则的行为,也许你不愿意发表直率的批评,但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世界不少国家的法律史表明,在维护法治基本准则方面,法律学界都承担着为实务界提供理论和知识后援的使命,同时也肩负着耶林所谓“为法律而斗争”的神圣义务。面对干预司法独立、违反法律程序、损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行为,学术界需要作出清晰而坚定的批评和抵制。但遗憾的是,一些学界同仁不此之图,反而在一审判决尚未作出的时候,就在官方报纸上集体合唱,发表对于五个程序事项一边倒的言论。你们可以看一下随后网络上各方人士如何评论,给学界尤其是西南政法大学带来了怎样的声誉损害。我不明白,促使诸位做这样事情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最后,我要对重庆公安局王立军局长说几句话。2010年11月,你被西南政法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我恰好也是母校的兼职博导(查简历,还获悉你也是北大法学院刑法研究所的研究员,足见我们的缘分不浅),所以这里不妨做些学者间的交流。虽然只是公安局局长,但由于重庆当局将“打黑”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你的角色就特别凸显,可谓举足轻重。对于你主导的这场雷霆万钧的运动,我颇有一些担心。一是指导思想上如果存有净化社会的观念,结果可能是危险的。人性总有某些无从改变的特性,一个健康的社会也许只能对于某些人性的弱点采取容忍的态度。况且秩序与自由有着内在的紧张,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自由受到减损。

第二,尽管我们都痛恨黑社会,也赞成以法律制裁这类犯罪行为,不过还是要看到,黑社会在重庆能够发展到你们喜欢声称的那种可怕程度,那一定是我们的“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例如司法不彰,企业界只好依赖法外手段保证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却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相关制度。

第三,假如政府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使用非法手段,例如刑讯逼供,剥夺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甚至让那些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提心吊胆,朝不虑夕,势必会带来严重的后患。政府用非法手段打击犯罪令人产生某种不好的感觉,那就是“以黑制黑”,强权即公理。而且,过于严厉的惩罚损害了人们的平等预期,对国家心存怨恨的已决犯亲属以及将来出狱的人们将形成一股可怕的反社会力量。多年来,很多非常恶性的犯罪的作案者都是此前“严打”中受到过于严厉打击的刑满释放者。你从事公安工作多年,对此一定有比我更多的了解。

第四,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各位同仁,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时时会想到死亡这件事。虽然相关数据没有全部公布,不过自从“打黑”以来,文强之外,在重庆还有不少人被判处死刑。人都不免一死,由国家公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是很重大的事情。在网上看到你们的城市组织市民唱“红歌”的图片,真是红旗招展,满目赤色。旗帜的颜色也是血液的颜色。“唱红”与“打黑”两者行为都以同样的颜色铺陈渲染,令人不禁产生复杂的联想。不过,无论是权倾一时者,还是屈辱偷生者,生命注定是朝向死亡的。那些死刑犯不过比活着的人早走一些时日。砍头和枪杀都会留下可怕的伤痕,不过,那却是一种无需治疗的创伤。古希腊伟大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对此看得很清楚,容我把他的诗句作为这封信的结语吧:

等冥王注定的命运一露面,
那时候,没有婚歌、弦乐和舞蹈,
死神终于来到了。
一个人最好不要出生;
一旦出生了,求其次,
是从何处来,尽快回到何处去。
等他度过了荒唐的青年时期,
什么苦难他能避免?
嫉妒、决裂、争吵、战斗、残杀接踵而来。
最后,那可恨的老年时期到了,
衰老病弱,无亲无友。

愿各位幸福,并致法治的敬礼!

2011年4月12日

附注:作者欢迎传统媒体和网络转载本文,尤其欢迎重庆市媒体转载,无需征求同意。

三月

从上一次在暮霭中,带着一丝愉悦和期盼,起飞离开那个岛屿大陆,到此刻,看着眼前安详简陋的房间,仿佛尘埃也是有感情的,却又知道不得不在几十个小时后再次向南飞去,是整整的一个三月,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从那条在北京晚冬和初春的萧瑟和生机混杂的凌晨时分我发出的短信开始,到此刻,我数遍了我曾经发出的一切留言、信件、短信、赞美、解释,一切,也是整整的一个三月。

三月并没有改变什么。但的确留下了许多。许多那样的时刻,在心底,在灵魂里,有如小时候玩过的贴画那样,撕开一层纸,留下一副彩色的印记,在这个三月。

这个三月像一个站台。在时间和身体的意义上,我们永远都不会再回来,这是没有回程的旅行。即便再回到这个空间,这个三月也已不再。连尘埃都不同。带着那些时刻的接触和语言,甚至台灯里撒下的一丝清辉,远去,消失在宇宙的某个角落,无踪可寻。

我要走了,再一次。幸好梦境和记忆在。记忆像胶水,把一些其实已经消失的时刻,粘贴在脑子里。这样的三月,我这一生恐怕不会记得几个。

再见。